唐武宗打击佛教事件史上称“会昌法难”影响非

作者: 人文专栏  发布:2019-07-04

  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发动的打击佛教的事件,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是中国历史上几次打击佛教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响非常深远。关于此次事件的起因,首先是佛、道二教斗争所致。《旧唐书武宗本纪》载:“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王谠《唐语林》卷1《政事》亦载:“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与道士刘玄靖力排释氏,上惑其说,遂有废寺之诏。”可见道士们在发动打击佛教的行动中的确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其次,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佛寺遍于天下,僧尼人数众多,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在唐代之前多次发生灭佛事件的重要原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发生的打击佛教事件的原因之也是如此。据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载:“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武宗颁布的《拆寺制》也说:“洎于九有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馁者;一妇不织,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云云。可见促使武宗下决心打击佛教的发展,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再次,打击与搜寻流亡的唐宣宗。有学者据日本僧人圆仁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的这一段记述进行推论,提出了这一观点。原文如下:“道士奏云: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氏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十八子”不仅与唐朝国姓“李”字相合,而且与唐武宗正好是唐朝第十八代君主相吻合,这条谶语等于明白地宣布唐武宗运祚将要终结,黑衣僧人将会取代其地位,而这位僧人则是指后来的唐宣宗。据《中朝故事》、《宋高僧传·齐安传》、《北梦琐言》等书记载,宣宗即位前,武宗不能善待,曾经当过僧人,或与僧人游处,因此谶语中才有黑衣僧人夺位的说法。从而下结论说: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就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推测的成分较多,录之于此,姑备一说。武宗在下诏打击佛教之前,先令主管宗教事务的祠部调查天下寺院及僧尼的数量情况,在摸清全部情况后,遂制定了打击佛教的具体方案。据载会昌五年(845)五月,祠部奏报说天下有寺院4600余所、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武宗于这年七月正式颁布制书,规定长安、洛阳两街各留寺两所,即各保留四所寺院,每寺留僧三十人;藩镇治所所在州及同、华、商、汝等州各保留寺院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其余僧尼全部勒令还俗,非保留的寺院、兰若全部拆毁,“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关于此次打击佛教拆毁寺院、兰若及还俗僧尼的数量,学界多引用《拆寺制》所载的数字,即拆毁寺院4600余所、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记载的,并且还说,在武宗即位之初,会昌五年之前“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如依此说,则此次还俗僧尼将近36万人。如果这些记载是真实的话,则等于将全国的寺院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了,因为前述的祠部调查数字总共就这么多寺院和僧尼。另据司马光《通鉴考异》引《武宗实录》载:“镇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东道、荆南、岭南、汴宋、幽州、东川、鄂岳、浙西、浙东、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许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东、郑滑、陈许、潞磁、郓曹、徐泗、凤翔、兖海、淄青、沧齐、易定、福建同、华州,望令每道许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许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即一等十七道,应保留寺17所、僧尼340人;二等十五道,应保留寺15所、僧尼150人;三等八道,应保留寺8所、僧尼40人。加上河中道寺1所、僧尼13人,长安、洛阳寺8所、僧尼240人,全国总计保留寺49所、僧尼783人。扣除这些数字,全国拆毁寺院应是45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多人,加上解放的15万奴婢,将他们全部充作两税户,的确可以为唐朝增加不少赋税收入。需要指出的是,在打击佛教的同时,唐朝政府还禁止已经在中国流行多年的景教、摩尼教、火祆教等宗教继续流行,教堂拆毁,教士还俗,如是外国人,发配边远处收管,仅景教教士就有二千人还俗。经过这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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