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养个贵族”: 中国家庭文化资本的流动与

作者: 心理学  发布:2019-02-22

  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各阶层间是否已形成壁垒并阻碍代际流动的问题,广受社会关注。社会热议寒门是否仍能出贵子;一些70后、80后家长为了子女教育,不惜倾尽几代人的财产积累购置学区房,有的家长更是竞相为后代输出文化资本。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输出的一种途径,它隐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子女,在代际流动中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促进优势家庭的优势传递,增强代际再生产,进而稳定阶层壁垒。然而本文认为,尽管教养方式具有阶层化特征,但是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这种阶层化的教养方式,

  作为文化资本身体化的途径,教养方式具有阶层化的特征。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在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已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协作型教养方式,后者则倾向于自然成长型教养方式。然而,社会流动可以突破这种阶层化的教养方式。出身于工人家庭并向上流动至中产的家长更倾向于采用中产的教养方式;而出身于中产家庭并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出身阶层的教养方式。由此可见,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非对称性效应并不支持中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壁垒日益森严的论断。

  近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间是否已形成壁垒并阻碍代际流动的问题广受社会关注,引发了大量探讨。社会热议寒门是否仍能出贵子;一些70后、80后家长对子女能否赢在起跑线充满焦虑,为了子女教育,不惜倾尽几代人的财产积累购置学区房。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家长向子女传递与学校或社会相适应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它隐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子女。教养方式在代际流动中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促进优势家庭的优势传递,增强代际再生产,进而稳定阶层壁垒。

  本文认为,考察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流动方向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恰恰揭示了代际阶层地位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教养方式,流动经历可否改变教养方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流动的后果和中国阶层壁垒的现状。

  家庭教养指的是家长为了帮助子女与他人沟通、适应社会环境,而向子女传递的一系列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拉鲁提出“协作培养”和“自然成长” 两种基本的教养方式:

  前者强调理性沟通,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注重以理服人;注重孩子社交能力、语言能力、自我解决问题等能力的系统性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采取系统性的规划和组织。

  而后者强调孩子的成长应顺其自然,与孩子交往中采用命令型口吻,并不特意给孩子组织课外活动,把大部分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学校。

  上述两种教养方式,可以从养育观、亲子关系、能力培养三个维度来进一步界定(请见表1)。首先,从养育观来看,协作型强调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负责,常常为权威型家长;而自然成长型大多仅满足孩子的物质性需求,常常为专制型或忽视型家长。其次,从亲子关系来看,协作型强调与孩子的沟通,与孩子互动频率高,亲子关系亲密;而自然成长型则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采用命令型口吻,与孩子缺乏互动,亲子关系疏远。最后,从能力培养来看,协作型强调对孩子综合素质等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进行系统性的投入;而自然成长型则更注重孩子的认知能力,不太强调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和投入,即使投入,也以认知能力的培养为主。

  文化资本是阶层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教养方式作为文化资本的传递途径就会带有阶层属性,也就是说,教养方式是阶层化的。中产阶层更倾向于采用协作型的教养方式,工人阶层更倾向于采用自然成长型的教养方式。这在养育观、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三个维度均有所体现。

  就养育观而言,中产阶层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使得他们更容易吸收儿童发展心理学所提倡的养育观,承认孩子的独立性,注意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系,将孩子的成长视为家长的核心责任,将教育孩子视为自身发展的一部分;而工人阶层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使得他们对新兴的养育观理解不足,对子女教养有一定的无力感,相对注意孩子的物质需求,或者任由孩子自由发展,或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形塑孩子的发展。

  从亲子关系来看,中产阶层所处的职场环境更具有创造性,强调自我管理,要求同事之间相互协作和理性沟通,因而他们更强调亲子互动,亲子关系更加亲密;而工人阶层的工作环境等级明确,结构性强,工作强调常规性,要求他们服从命令和安排,因而他们在与子女互动时也往往采用指令性的单向互动,亲子关系相对疏远。

  最后,从能力培养来说,中产阶层更熟悉白领职场成功所需的品质,进而更重视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而工人阶层对白领职场的理解相对有限,他们更希望通过学业成就让子女实现向上流动,进而重视子女的学业表现,而非综合素质的培养。根据教养方式在三个维度上的阶层化表现,本文提出以下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假设:在养育观上,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更有可能是权威型家长;在亲子关系上,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更有可能与子女间形成亲密关系;在能力培养上,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更重视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

  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对理解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化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然而,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频繁,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使得家长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幼时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会削弱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合法性,对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形成挑战。中国当代家长在描述自己的教养方式时,往往采取“世代断裂”的叙事风格,强调自己幼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他们子女所处的环境有极大的差别,并以此为依据对自己在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进行批评和选择。因此,本文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教养方式的形成不完全是阶层继承性造成的,也有理性选择的成分。家长有可能会承袭出身阶层的教养方式,也有可能与其偏离。

  家长的教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偏离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与家长的流动经历有关。社会流动不仅是个人在阶层位置之间的结构性移动,也会增加个人对阶层惯习的理性思考。对于继承了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家长来说,他们的阶层经历具有一贯性,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对于拥有流动经历的家长来说,跨阶层的经历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不同的行为和态度持更开放的态度;跨阶层的经历也意味着这些家长需努力适应新的阶层环境,让他们更相信个人努力的重要性,进而增进其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理性思考。

  进一步来说,流动方向会影响家长对出身家庭的阶层认同,进而影响他们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评判。本文认为,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根据流动方向而变化,呈现非对称性的特点。向上流动的家长更认同现在的阶层地位,更有可能对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进行负面评价,有意识地偏离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他们也会将职场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或专业技能作为教养方式的新的来源,模仿和学习目前所在阶层地位的教养方式。然而,向下流动的家长由于期望在子女身上重新实现向上流动,会强化出身阶层的阶层惯习,抵制现在的阶层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

  因此,不论是经历了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的家长,其教养方式都更接近较高阶层的教养方式。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一是出身于工人家庭并经历了向上流动的家长,与出身于中产家庭并继承了中产地位的家长在教养方式上相似,但与出身于工人家庭并继承了工人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二是出身于中产家庭并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与出身于中产家庭并继承了中产地位的家长在教养方式上相似,但与出身于工人家庭并继承了工人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

  本文利用2010年上海家庭调查来考察教养方式的阶层化以及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影响。调查资料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主持的“上海家庭研究”项目。该调查回收1181份成功问卷。本文将样本限定为生育过子女的被访者,其年龄范围为22-66岁。其中有效的亲子关系样本803人,有效的能力培养样本756人。

  根据样本分析,从亲子关系来看,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与孩子的亲密度高46%,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与子女更加亲密,更符合协作型的亲子关系。

  根据样本分析,从能力培养来看,中产阶层的家长与工人阶层的家长在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培养上有显著差异。中产阶层的家长在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上的得分比工人阶层的家长分别高,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工人阶层的家长在能力培养上有显著的阶层差异,前者比后者更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更符合协作型的能力培养方式。

  根据样本分析,对子女的自主性培养并未发现显著的阶层差异。这一点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得到了佐证。基于美国亚裔家长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欧洲裔的家长,亚裔家长的教养理念更为专制,强调孩子的服从而不注重沟通,较少与孩子分享决策过程。

  根据样本分析,除自主性的培养之外,中产不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情绪表达培养和综合素质培养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这进一步说明了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

  根据样本分析,向上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这两个维度上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更为相似,而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显著不同。向上流动的家长的亲子亲密程度比工人不流动的家长高出50%,具有统计显著性。向上流动家长的亲子关系更加靠近中产不流动的家长而非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从能力培养上来看,向上流动的家长在对子女的能力培养上更加接近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显著区别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他们的教养方式并不是承袭于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而是更加接近其当前所处阶层的惯习。

  对于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来说,他们的教养方式却并非仅仅是阶层继承的结果。他们的教养方式可以说是处于两个阶层之间。他们的亲子关系既不显著区别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也不显著区别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他们对能力培养的看法既不显著区别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也不显著区别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这说明向下流动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仅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

  综上所述,向上流动家长的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相似,而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显著不同。这说明向上流动的家长可摆脱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后天习得现在阶层地位的教养方式。而向下流动的家长的教养方式处于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现在阶层地位之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出身家庭的优势。

  自近代以来,中国家庭的教养方式逐步从“学做人”的严酷管教向以儿童发展心理学所推崇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理念转变,从灌输式管教转变为对早期教育、情感沟通和兴趣培养的强调。例如,在亲子关系上,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强调尊卑,如打手心、罚跪等体罚方式被视为合理的训子手段。但当代中国家长倾向于将体罚视为一种错误和不负责任,亲子关系逐渐由尊卑关系向类平辈转变,更加重视与子女的民主沟通,较少使用指令性词语,亲子关系更为密切。

  由于数据并未收集家长的父辈的教养方式,无法直接检验教养方式的年代稳定性。因此,本文采取间接检验的方式,比较家长的教养方式在改革前后的差异。由于20岁左右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笔者以1970年出生的家长为界,比较70前家长与70后家长的教养方式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样本分析,70后家长与70前家长对能力培养的看法(包括自主性、情绪表达、综合素质)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亲子关系上,70后家长明显比70前家长更加亲密。进一步分析表明,亲子关系的世代差异只存在于中产阶层家长中。因此,教养方式在能力培养上的年代稳定性较好,但在亲子关系上有所变化;中产阶层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亲密,而工人阶层的亲子关系相对不变,这使得亲子关系的阶层差异随年代而增加,提高了向上流动的家长后天习得中产阶层的亲子关系的难度。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向上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上与中产不流动家长仍然存在差异。

  本文考察了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化和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形成的影响。教养方式是代际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其阶层化会增加代际流动的难度,进而稳定阶层壁垒;但若教养方式的形成并非完全受出身家庭阶层地位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改变,则可帮助向上流动的家长将自己努力得来的优势传递给子女,弱化阶层壁垒。本研究发现:

  第一,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已出现显著的阶层差异,中产阶层的家长多秉承协作型的教养方式,而工人阶层的家长则多秉承自然成长型的教养方式。与工人阶层的家长相比,中产阶层的家长更注重对孩子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亲子关系更亲密。

  第二,对向上流动的家长来说,其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主要受目前阶层地位而非其出身阶层的影响。向上流动的家长与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的子女教养方式相似,而与继承了工人阶层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

  第三,对向下流动的家长而言,他们的子女教养方式处于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出身阶层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向下流动的家长尽管试图保持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但由于后天环境的限制,难以真正做到。

  本研究强调成年职业环境对教养方式的影响,但并非否定其他环境对教养方式的形塑作用。学校和婚姻对教养方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学校本身所传递的制度和文化形塑和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语言习惯等惯习,进而影响这些学生为人父母后的教养方式。同时,教育是影响工作匹配和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也对教养方式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些在本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孩子的自主性和情绪表达方面的培养,亲子关系也更亲密,互动更频繁。另一方面,婚姻也对教养方式存在重要影响。首先,婚姻状态会影响家长的教养方式。处于离异或单亲家庭的家长由于经济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难以满足孩子的经济需求,与孩子相处的时间相对较少,对孩子的发展也关注较少。其次,配偶的阶层背景也影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尤其是母亲的教育背景和阶层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课外活动参与、认知能力发展和健康水平。最后,婚姻关系也会对教养方式产生影响。夫妻关系越紧密,婚姻质量越高,与孩子越亲密,越少对孩子进行体罚,越能促进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受样本量所限,本文未对学校教育和婚姻关系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展开分析,有待之后进一步研究。

本文由永利皇宫643.com于2019-02-22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