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教养方式比较:城

作者: 心理学  发布:2019-02-22

  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在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已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协作型教养方式,后者则倾向于自然成长型教养方式。然而,社会流动可以突破这种阶层化的教养方式。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向上流动至中产阶层的家长更倾向于采用中产阶层的教养方式;而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出身阶层的教养方式。由此可见,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非对称性效应并不支持中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壁垒日益森严的论断。

  近年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间是否已形成壁垒并阻碍代际流动的问题不但广受社会关注,也引发了学者的大量探讨。社会热议寒门是否仍能出贵子;一些 70 后、80 后家长对子女能否赢在起跑线充满焦虑,为了子女教育,不惜倾尽几代人的财产积累购置学区房。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家长向子女传递与学校或社会相适应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Lareau, 2002; Farkas et al., 1990)。它隐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子女。教养方式在代际流动中构筑了一道 无形 的墙,促进优势家庭的优势传递,增强代际再生产,进而稳定阶层壁垒。

  国内已有从教养方式角度探讨阶层壁垒形成的相关研究(陈欣怡、刘欣,2013;洪岩璧、赵延东,2014;侯利明,2015;吴莹、张艳宁,2016;钟瑜婷,2012),但对教养方式的界定相对单一,且鲜有将教养方式和社会流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研究。本文认为,考察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流动方向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恰恰揭示了代际阶层地位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教养方式,流动经历可否改变教养方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流动的后果和中国阶层壁垒的现状。

  本文使用 2010 年度的上海家庭调查,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是否已经出现阶层分化。第二,社会流动可否削弱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尽管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已出现显著的阶层分化,但社会流动可改变教养方式,影响呈非对称性:向上流动可消除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向下流动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这些发现并不支持中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壁垒日益森严的论断。

  家庭教养指的是家长为了帮助子女与他人沟通、适应社会环境,而向子女传递的一系列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Lareau, 2002)。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拉鲁(2010)提出 协作培养 (concerted cultivation)和 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两种基本的教养方式。前者强调理性沟通,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注重以理服人;注重孩子社交能力、语言能力、自我解决问题等能力的系统性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采取系统性的规划和组织。而后者强调孩子的成长应顺其自然,与孩子交往中采用命令型口吻,并不特意给孩子组织课外活动,把大部分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学校。

  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惯习(Bourdieu,1984;拉鲁,2010)。教养方式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流露,与家庭氛围密切相关。子女所受的教养方式影响他们与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方式,进而影响学业表现。协作型教养方式使得孩子形成一种权力感(sense of entitlement),善于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与教师及其他成人的沟通中更为自信(Calarco, 2011, 2014)。自然成长型教养方式使得孩子形成一种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s),习惯服从指令,对教师和学校感到疏离或心生畏惧。

  上述两种教养方式,可以从养育观、亲子关系、能力培养三个维度来进一步界定(请见表 1)。首先,从养育观来看,协作型强调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负责,常常为权威型家长;而自然成长型大多仅满足孩子的物质性需求,常常为专制型或忽视型家长(Gerris et al.,1997; Pong et al.,2010; Wills, 1981)。其次,从亲子关系来看,协作型强调与孩子的沟通,与孩子互动频率高,亲子关系亲密;而自然成长型则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采用命令型口吻,与孩子缺乏互动,亲子关系疏远(Lareau, 2002)。最后,从能力培养来看,协作型强调对孩子综合素质等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进行系统性的投入;而自然成长型则更注重孩子的认知能力,不太强调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孩子的课外活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和投入,即使投入,也以认知能力的培养为主(Bennett et al.,2012)。

  就养育观而言,中产阶层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使得他们更容易吸收儿童发展心理学所提倡的养育观,承认孩子的独立性,注意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系,将孩子的成长视为家长的核心责任,将教育孩子视为自身发展的一部分(Gerris et al.,1997);而工人阶层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使得他们对新兴的养育观理解不足,对子女教养有一定的无力感(蓝佩嘉,2014),相对注意孩子的物质需求,或者任由孩子自由发展,或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形塑孩子的发展(Willis,1981)。

  从亲子关系来看,中产阶层所处的职场环境更具有创造性,强调自我管理,要求同事之间相互协作和理性沟通,因而他们更强调亲子互动,亲子关系更加亲密;而工人阶层的工作环境等级明确,结构性强,工作强调常规性,要求他们服从命令和安排,因而他们在与子女互动时也往往采用指令性的单向互动,亲子关系相对疏远(Kohn, 1963;Ellis et al., 1978)。

  最后,从能力培养来说,中产阶层更熟悉白领职场成功所需的品质,进而更重视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Friedman, 2013);而工人阶层对白领职场的理解相对有限,他们更希望通过学业成就让子女实现向上流动,进而重视子女的学业表现,而非综合素质的培养(蓝佩嘉,2014)。

  根据教养方式在三个维度上的阶层化表现,本文提出以下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假设。

  假设 1a:在养育观上,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更有可能是权威型家长。

  假设 1b:在亲子关系上,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更有可能与子女间形成亲密关系。

  假设 1c:在能力培养上,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更重视对子女综合素质的培养。

  资料所限,本文仅检验假设 1b 和假设 1c。假设 1a 留待以后检验。

  家长对子女的教养方式除了与家长的阶层地位有关,还可能受到家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经历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从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出发(Bourdieu, 1980, 1984),强调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认为出身家庭中形成的阶层惯习对教养方式起决定作用,社会流动难以对此加以改变。然而,本文从索罗金、李普塞特等人的社会流动理论出发(Lipset & Bendix, 1991/1959; Sorokin, 1959),认为教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既有阶层继承性又有理性选择的过程。流动经历会提高家长对教养方式的理性选择,而流动方向会影响家长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评判,这使得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呈现非对称性的特点。

  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认为,不同阶层的惯习主要来源于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差异,难以通过社会流动而完全消除。出身阶层形塑个人的语言和文化取向,建立个人对出身阶层惯习的熟悉程度。尽管惯习的形成是个动态过程,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但已有的惯习会影响个人对这些经历的解读,与已有惯习相契合的阶层经历更容易被接受和吸纳(Bourdieu, 1980, 1984)。因此,即便是属于相同阶层的成人,如果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不同,所形成的惯习也不同,很大程度上保有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的痕迹。

  一些西方学者基于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认为教养方式形成的主要机制是阶层继承性。拉鲁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但她也认为,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方式为 儿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 (拉鲁,2010:272)。这种 舒服自然的 方式使得家长在形成自己的教养方式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影响,将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在对下一代的教养方式中加以传递。一些基于欧美社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家长在孩子的能力培养上具有阶层内部异质性,主要来源于家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Irwin & Elley, 2011; Roska & Potter, 2011; Streib, 2013)。相较于出身于中产家庭并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出身于工人家庭并经历了向上流动的家长不太强调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向上流动的家长强调自己在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方式,并以此为依据对主流中产阶层的教养方式进行批评(Streib, 2013)。

  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对理解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化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然而,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频繁(李路路、朱斌 , 2015),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使得家长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幼时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会削弱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合法性,对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形成挑战。中国当代家长在描述自己的教养方式时,往往采取 世代断裂 的叙事风格,强调自己幼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他们子女所处的环境有极大的差别,并以此为依据对自己在出身家庭中所受的教养进行批评和选择(杨张韫宇、田丰,2017)。因此,本文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教养方式的形成不完全是阶层继承性造成的,也有理性选择的成分。家长有可能会承袭出身阶层的教养方式,也有可能与其偏离。

  家长的教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偏离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与家长的流动经历有关。社会流动不仅是个人在阶层位置之间的结构性移动,也会增加个人对阶层惯习的理性思考(Sorokin, 1959)。对于继承了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的家长来说,他们的阶层经历具有一贯性,使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对于拥有流动经历的家长来说,跨阶层的经历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不同的行为和态度持更开放的态度;跨阶层的经历也意味着这些家长需努力适应新的阶层环境,让他们更相信个人努力的重要性,进而增进其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理性思考。

  进一步来说,流动方向会影响家长对出身家庭的阶层认同,进而影响他们对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的评判。李普塞特(Lipset & Bendix, 1991/1959)的非对称性假设认为,阶层流动的起点、终点对本人阶层地位的认同是不对称的,表现出 就高不就低 的特点。向上流动的家长更加认同现在的阶层地位,更加乐意接受和学习与现在阶层地位相关的阶层惯习;而向下流动的家长则更加认同出身家庭的阶层地位,拒绝接受与现在阶层地位相关的阶层惯习,以期在子女身上重新实现向上流动(Abramson & Books, 1971)。

  根据李普塞特的非对称性假设,本文认为,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性根据流动方向而变化,呈现非对称性的特点。向上流动的家长更认同现在的阶层地位,更有可能对出身家庭的阶层惯习进行负面评价,有意识地偏离出身家庭的教养方式;他们也会将职场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或专业技能作为教养方式的新的来源,模仿和学习目前所在阶层地位的教养方式(蓝佩嘉,2014)。然而,向下流动的家长由于期望在子女身上重新实现向上流动,会强化出身阶层的阶层惯习(Chuang & Lin, 2017),抵制现在的阶层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Roska & Potter, 2011)。因此,不论是经历了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的家长,其教养方式都更接近较高阶层的教养方式。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2: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经历了向上流动的家长,与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在教养方式上相似,但与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继承了工人阶层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

  假设 3: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经历了向下流动的家长,与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并继承了中产阶层地位的家长在教养方式上相似,均与出身于工人阶层家庭并继承了工人阶层地位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

  本文利用 2010 年上海家庭调查(SHFS2010)来考察教养方式的阶层化以及社会流动对教养方式的影响。SHFS2010 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主持的 上海家庭研究 项目的调查资料。该调查采用多阶段 PPS 抽样方案,对上海市外环以内的所有中国大陆居民进行地址抽样,以各抽样单位下辖户数为辅助抽样信息进行加权,并在访员入户后进行 Kish 表户内随机抽样。样本在家庭户层次上自加权,调查回收 1181 份成功问卷。本文将样本限定为生育过子女的被访者,其年龄范围为 22-66 岁。剔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量分别为亲子关系样本 803 人和能力培养样本 756 人。

  亲子关系。SHFS2010 要求被访者回答问题: 您与子女的关系是否亲密? 问题选项从 很生疏 到 很亲密 ,依次赋值为 1 到 7。得分越高,亲子关系越亲密,越符合协作型的亲子关系;得分越低则亲子关系越不亲密,越接近自然成长型的亲子关系。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职业阶层和社会流动。职业阶层指家长目前的职业地位,依照洪岩璧和赵延东(2014)的分类方式,分为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两大类,其中工人阶层包括服务人员、销售人员、技术及非技术工人,中产阶层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社会流动定义为家长与其父亲所在的阶层差异,分为四种流动模式,包括工人不流动(家长为工人阶层,其父为工人阶层)、向下流动(家长为工人阶层,其父为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家长为中产阶层,其父为工人阶层)和中产不流动(家长为中产阶层,其父为中产阶层)。

  本研究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养育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及同等学历、大专及以上)以及是否为上海户口。

  表 4 报告了教养方式在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两个维度上的阶层分化。从亲子关系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与孩子的亲密度高 46%(=e0.380),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中产阶层的家长比工人阶层的家长与子女更加亲密,更符合协作型的亲子关系。假设 1b 得到支持。

  对子女的自主性培养并未发现显著的阶层差异。这一点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得到了佐证。基于美国亚裔家长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欧洲裔的家长,亚裔家长的教养理念更为专制,强调孩子的服从而不注重沟通,较少与孩子分享决策过程(Chao, 2001; Kao, 2004)。

  表 5 报告了流动经历对教养方式的影响。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报告了流动经历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模型 3 至模型 8 报告了流动经历对能力培养的影响。两个不流动的阶层之间的比较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b 和 1c。除自主性的培养之外,中产不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情绪表达培养和综合素质培养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这进一步说明了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

  向上流动的家长在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这两个维度上与中产不流动的家长更为相似,而与工人不流动的家长显著不同。向上流动的家长的亲子亲密程度比工人不流动的家长高出 50%,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 1)。虽然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不再显著,但依然为正向。这说明向上流动家长的亲子关系更加靠近中产不流动的家长而非工人不流动的家长,为假设 4 提供了更多支持。从能力培养上来看,向上流动的家长在情绪表达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上的得分比工人不流动的家长分别高出 0.42 分和 0.13 分,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p

本文由永利皇宫643.com于2019-02-22日发布